莫言的“偏激”与司马南的“声讨”
孔子率先提出了诗的“兴观群怨”，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源头 。
孔子说：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？《诗》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
“兴”指比兴，即抒发感情，影响读者的意志；“观”指观风俗之盛衰，考见得失；“群”指群居相切磋，即帮助人们沟通感，提高修养；“怨”指怨刺上政，即批评执政者的为政之失，抒发对苛政的怨情。“兴观群怨”指的是诗的四种社会功能与美学作用。
以此观莫言之“偏见”，甚至是“偏激”。文学的四种社会功能，他“偏见”地只坚持并践行了四分之一：“怨”。
只坚持“怨”也不无不可，因为每一个作家有选择的权利，也有自己最擅长的一面。
但是，如果“偏见”地认为：文学只可以“怨”而否定其他社会功能的话，就不再是作家个人的事了。
当然就会有人站出来说“不”。
这人就是司马南。网上怎么称呼他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的“声讨”是否精准？他的“点杀”是否符合文学本身的属性？
读者自有评判。
中唐诗人白居易说：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（《与元九书》）一是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，二是强调文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。意即，一切文学创作都要关切社会现实，“美”“刺”并重，已达到影响现实、促进社会发展的目的。
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第一个明确提出了“文以载道”这一观点，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。郭沫若对此语的解释是：“写文章就是表达思想。”（《关于文风问题答〈新观察〉记者问》）也即是说，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不止反映了现实，就不仅仅只停留在对现实反应上了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作家的思想、情感或者倾向，就会对现实施加实实在在的影响。
孔子、白居易、周敦颐，他们都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功能。不管是“兴观群怨”，还是“时”与“事”，或者“道”，都不是单一的。
1980年7月26日的《人民日报》社论明确提出了“二为”方向。即“文艺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”的总口号，这是当下的文艺创作之“道”。
由此观莫言的“偏见”与司马南的视频“声讨”，谁是谁非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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